2019-09-10 | 编辑：文/经济金融部

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充分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和政策优惠，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发展了巨大的生产和出口能力，实现了对外贸易和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中国一开始主要以加工贸易的方式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负责加工制造等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而技术和产品研发、关键部件和特殊材料的生产和品牌设计等高附加值环节则主要保留于发达经济体，这种嵌入方式可能形成“价值链低端锁定”。

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原有的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难以持续，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研究我国产业升级已成为至关重要的发展问题。鉴于此，2016年12月，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和科技部等7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国际合作提高我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推动我国产业合作由加工制造环节为主向合作研发、联合设计等高端环节延伸，打造我国占据主动地位、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

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方式之一是鼓励中国企业在嵌入全球价值链中积累资本、加强创新，向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发展给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机遇。然而，近年来，一些发达经济体“逆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显著。特别地，2017年新一届美国政府上任以来，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实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经济霸权主义，对许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国作出一系列不实指责，利用不断加征关税等手段进行经济恫吓，导致中美经贸摩擦在2018年持续升级，中美经贸关系受到极大损害，也使多边贸易体制和自由贸易原则遭到严重威胁。美国针对中国挑起的贸易摩擦让中国越发意识到产业升级的紧迫性。

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中国产业升级这一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以及美国针对中国挑起的贸易摩擦给我国产业升级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比如，如果中美之间发生较大规模贸易摩擦，中国产业升级会受何影响？如何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下考虑中美两国之间产业关联，研究中美经贸关系不同情形下中国产业升级的策略？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开展产业升级的量化研究。然而，由于产业升级的多面性，目前尚没有较完善的量化指标刻画某个经济体某个产业是否有所升级以及升级程度如何。产业升级衡量指标的缺失也限制了探究产业升级策略等相关量化模型的发展。鉴于此，国家数学与交叉科学中心经济金融研究部的田开兰与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研究人员考虑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产业升级的内涵，率先构建了产业升级的系统性衡量框架。研究提出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下衡量产业升级的8个指标，3个综合量化维度（图1），解决了不同国家不同产业升级情况的量化问题。

这项工作从产业升级内涵的多维性出发，通过系统性的文献计量分析方法提取了多个产业升级的指标，剔除重复和一些高度相关的指标之后，他们保留了8个指标，并对其中一些已经不能反映全球价值链分工特点的传统指标进行了调整，然后他们利用多国多产业投入产出模型对这些新指标进行了测算，最后利用因子分析方法构建了3个量化维度，即生产工序升级，产品升级和生产技能升级。

图1 全球价值链下产业升级的三层次衡量框架

此外，关于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于产业发展的影响，国际贸易理论模型目前尚无定论。由于缺乏全球价值链体系下产业升级的衡量指标，目前也较少有实证研究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产业升级的影响。鉴于此，在提出全球价值链下产业升级的三层次衡量框架之后，田开兰等进一步利用多经济体多产业投入产出模型构建了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指标，区分了全球价值链的不同参与方式（前向参与/后向参与，简单参与/深度参与），并实证分析了这些不同全球价值链参与方式对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产业升级的不同影响以及不同的影响机制。目前，这些研究成果已形成2篇英文论文，在国际重要期刊上发表（含被接收）。

产业升级衡量指标体系有更多具有重要意义的应用，比如，可以用产业升级衡量指标作为优化目标体系，以国家间投入产出模型为基础，考虑全球价值链分工下国家间的产业关联，在投入产出模型的客观条件（比如总投入等于总产出的平衡约束）以及贸易政策等约束下，建立中国产业升级的非线性最优化模型，探索产业升级策略并提出促进中国产业升级的政策建议。